上海民族烟草工业发展简史概况

卷烟在上海市场上出现，迄今已有百余年之久。1887年英商老晋隆洋行**次将机制卷烟“品海”运沪，此为上海有香烟之始。1893的上海**家机制卷烟厂～～美商商务烟草公司正式成立。20世纪初，上海民族卷烟厂才开始崛起，其中人和及德隆烟草公司两家(1903)为*早，1904～1905年在卷烟需求量趋于增长的刺激下，三星、四民、中国纸烟等华商烟厂相继兴起，从而揭开了上海民族卷烟工业的历史篇章。

在近代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上海民族卷烟工业伴随着****的侵略与民族运动的勃起，经历过盛衰荣枯的曲折道路。每一次民族危机的出现和深化，都带来了一大批民族烟厂的萧条和倒闭。而每一次民族运动的掀起和高涨，却带来了民族烟厂的蜂起和繁荣。

上海民族烟厂初创之时，资金微薄，难于同外资烟厂抗衡，时隔不久多数民族烟厂均先后倒闭停业。1906年发生“马开夏”辱华事件，国人群起**美货，不吸美制香烟，为民族卷烟工业争得一个喘息和发展的良机。另外，当时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毕竟还羽毛未丰，民族烟厂在卷烟市场遇到的竞争还不太大，于是上海民族烟厂纷纷应运而生。1916年香港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乘**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烟进口减少之机，来沪设厂，其产品迅速向我国中部和北部推销，很快就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大、设备*完善的卷烟厂。20年代初，我国民族卷烟工业已初形发展，在沪新设的又有大达、华北、千祥、华昌等二三十家烟厂。1925年初，上海民族卷烟工业还处于幼年时代，当时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略具规模以外，华成烟公司虽属**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开始不久。余下的具有生产设备能力的**华商烟厂只有德隆、瑞伦、中南等14家，其它烟厂规模更小，它们有销路时则开工，无销路时则停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外货运动，为民族卷烟工业带来了发展良机。在这以前英美烟公司自认为资力雄厚，可以采取广告宣传和跌价倾销等手段来垄断市场，摆布一切，到那时已敌不过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以往，上海地区的卷烟销量90%是英美烟，10%为华商烟。“五卅”运动后，英美烟和华商的销售比例出现了明鲜的相反现象，即90%为华商烟，10%是英美烟。同时，我国外烟进口也大幅度减少。1924年，进口值为2700多万两;至1925年减为1700多万两，比上一年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至1927年更减为1200多万两，仅为1924年的44%。减少一半以上。国产卷烟销路蒸蒸日上提供了有利条件，华商烟厂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好势头。南洋烟公司的生意盛极一时，连仓库存货都一销而空。据南洋董事会记载：当时“日夜加工，仅供销场四分之一”。于是南洋在沪增设分厂外，又在青岛、广州等地设分公司18处，事务所代理店10多处，出品计三四十种之多。全公司的**也成倍增长，1925年**额达122万元，为上一年的254%，1926年**跃进到230万元，为1924年的479%，是上一年的近一倍。那时南洋产品销路之广，利润之多，是****的。

与此同时，华成亦趁“五卅”良机，增出“美丽”、“金鼠”牌～举成名，可谓得其天时，营业蓬勃发展，至1927年其帐面盈余已达120万元，相当于1924年创办时资本额的30倍。因此，华成的股票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甚至有人愿意出股票面值80倍的高价进行收购。其他福新、大东、大东南、瑞伦等烟厂，同样有平步青云之势而震惊于社会。如以整个卷烟行业而言，当时上海民族烟厂的设立犹如雨后春笋，至1927年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已由“五卅”前的14家猛增到182家，跃增12倍，达到近代上海民族烟厂数的*高峰，成为我国民族烟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民族烟厂虽然开设不少，但其规模一般不大。一、二间厂房、几十平方米的生产场地的小型烟厂占绝大多数。据初步划分，厂房在0.5～2亩以下的可称为中型烟厂。厂房在2亩以上者则为大型烟厂为数不多，其中南洋烟公司规模*大。1926年南洋上海总厂有厂房五处，除货仓外共占地约30亩，平均每处厂房占地6亩。1931年南洋上海总厂的占地面积发展到45.7亩。计厂房七处，平均每处占地6.5亩，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大型烟厂。

民族卷烟厂的生产能力以卷烟机的数量为衡。据1931年上海民族烟厂60家的调查，其中1～5台者计38家;6～10台者15家;11～12台者5家;34台和119台者各1家。又据1932年上海民族烟厂60家的调查分析，卷烟机在10台以下的有53家;11～40台的有6家;100台以上的仅有1家，它们分别占烟厂总数的88.33%，10.00%和1.67%。其中10台以下的烟厂共有卷烟机225台，平均各厂仅有卷烟机4.25台;10台以上的烟厂共有卷烟机224台，平均各厂拥有卷烟机32台。如以上述60家调查之烟厂的卷烟机总数449台平均计算，各厂亦仅有卷烟机7.48台。随后，1933～1949年的17年中，上海民族烟厂的平均卷烟机基本稳定在8台上下，没有多大变化。

再从新设烟厂所占的卷烟机情况来分析，极大多数民族烟厂在创建初期只有1～2台卷烟机。例如1925～1937年上海新建的民族烟厂计163家，其中仅有1台卷烟机的工厂就占67家，为总数的41.10%;有2台卷烟机的工厂计57家，占总数的34.97%;3～4台卷烟机的工厂26家，占总数的15.95%;5～8台卷烟机的工厂12家，占总数的7.36%;另外，11～20台卷烟机的工厂仅有1家，占总数的0.61%;平均各厂只有卷烟机2.2台。

再以1949年上海所有的89家民族卷烟厂的动力设备进行分析，其中75匹马力以下者为67家(平均每厂仅有40匹马力)，占总数的75.28%;75～174匹马力有17家(平均各厂118匹马力)，占总数的19.10%;175～500匹马力者仅5家(平均各厂332匹马力)，占总数的5.62%。这里四分之三以上的民族烟厂，平均卷烟机仅有4.5台，动力40匹马力。

如与外资国厂比较，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沪设厂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1906年又在上海浦东扩建工厂，占地200亩，具有每天生产160箱(每箱5万支装)香烟的能力。1920年和1925年又在上海榆林路和通北路增设新厂。1928～1940年三厂共有卷烟机180台左右，同时经常更换机器设备，不断提高生产率。相比之下更显示出上海民族卷烟工业的规模狭小、经营分散、设备落后。

卷烟的主要原料是烟叶。早期我国烟叶的种类虽多，但适宜于制造卷烟的几乎没有，因此上海民族烟厂创建之初所用烟叶全部依靠进口的美国烟叶。1913年以后，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公司先后从美国运来烟叶种子至皖、豫、鲁等省试种成功，我国始有机制卷烟所需的烟叶出产。但所产烟叶，因播种、土壤及烤焙等方法不良，故上等烟仍全用进口美叶，中等烟70～80%，下等烟40～50%，均须与美叶混合制作，才能达到应有的品味。因此每年进口的烟叶数量相当可观。

1929年进口烟叶总量为92.43万担，1931年增加到125.66万担，仅两年时间就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进口的烟叶中，美国烟叶始终占于首位。1929年为88.20万担，占进口烟叶的95.42%;1931年提高到120.88万担，占进口烟叶的96.20%。如果再加上英国货，我国进口烟叶几乎全被美英两国垄断。

当时，上海是全国民族卷烟工业的集中地，对进口烟叶的销量常占总数量的50～60%。1929年为48.74万担，占全面进口烟叶总量的52.74%;1930～1931年分别扩大到56.17万担的87.22万担，占全国进口烟叶总量的58.24%和69.41%。至1947年，我国进口的烟叶计1,881万公斤，其中97%以上来自美国;约有96%由上海进口。当时因流行的烟支，以美国烟叶为主，结果国产烟叶反而处于次要的调剂地位，这充分反映了上海民族卷烟工业所需的烟叶原料对国外、特别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卷烟为特殊的嗜好消费品，世界各国都收重税，如值一百者有抽进口税200%的，亦有抽100%的，还有抽75%的，*轻的亦要抽25%。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本无卷烟税一项，卷烟完全被看作为普通商品，仅纳海关正税5%及子口税2.5%，其税率极微。1902年英美国烟公司在上海设厂制造卷烟以后，要求根据天津条约按石纳烟丝税银四钱五分。当时外烟孔雀牌每箱约值120两，报烟丝75斤，仅完税三钱四分，是值千抽工事。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不合理税制，当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1921年8月起，我国正式开仓卷烟税专目，规定卷烟税分为三类：一为进口卷烟税;二为在华制造税;三为内地二五统捐，进口卷烟，由海关从价征收5%的进口税。在华制造的，由全国烟酒署每五万支箱征出厂捐2元。运销内地的，无论进口烟或者在华制造的，均须按照海关估价，征收内地二五统捐。此后，英美烟公司迫使我国烟酒事务署签订特种优惠“声明书”，规定英美烟公司由通产口岸运往内地的香烟，在缴纳内地统捐后，一律贴有捐单及印花，所有各省的厘金及各种税捐等项，均准免纳。而民族厂的卷烟产品运往外地销售，不仅要缴厘金，还要缴落地税及各自繁多的其它税捐，从而迫使上海民族烟厂的产品销售处于劣势。

1928～1937年我国连续施行了10年的《卷烟统税条例》，从其演变过程来看，特别是其中的二级税制时期(1932年3月～1937年4月)，高、中级烟和低纸烟的税率出现了一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即高级烟的税率反而低于中级烟的税率，中级烟的税率又低于低级烟的税率，这种畸形税率对生产高、中级烟为主的英美烟草公司是十分有利的，而对生产低级烟为主、中级烟为辅的民族烟厂甚为不利。新二级税制的前期，则旧二级税制阶段(1932年3月21日～1933年12月4日)的高级烟税率由上一阶段税率的30.05%降为9.50%，下降幅度为68.85%，而中、低级烟的税率均由原来的20.25%和28.26%上升到23.75%和39.86%，分别为高级烟税率的2.5%倍和4.2倍，如此高额税率对上海民族卷烟工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至新二级税制阶段(1933年12月5日～1937年4月4日)，高、中、低三级卷烟的税率虽是同向提高，但不是同步增长，它们分别上升16%、40%和57.97%，上升比例为6.50%、16.25%和18.11%。很明显，中、低级烟提高的税率为高级烟提高税率的2.5倍和2.8倍，从而三者之间的税率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特别是低级烟的税率提高得特别快，即由统税初期的14.67%，提高到紫时的57.97%。增长幅度近3倍，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广大民族烟厂和消费者的利益。以南洋上海厂为例。1930～1936年其总销售额，从表面上看，似采直线上升，增加极快，即1930年销售额为645.7亿元，至1032年和1936年分别上升为1937.2万元和2348.3万元。增加近2倍和3倍，但这完全是一种虚假现象。1930年南洋上海厂的税额为42.4万元，至1932年和1936年分别上升到459.9万元和877.5万元，即增加10倍和20倍之多。如果销售额扣除税额，1933～1936年的实际平均销售额基本稳定在1400万元左右，前后均无多大变化。因此，原销售额的增长，不如说成税额的增长更为确切。

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具有自身的特性，即制造过程较为简易，生产周期甚短(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完成只需一天半时间)，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很低，而且可以随时根据市场行情扩充或紧缩生产规模，特别在旧社会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更便于采取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当时，大多数烟厂在生产上一般都不作长期打算，往往标新立异，出了一个新牌便到处刊载广告，大肆宣传，一俟商誉确立，销路打开，便偷工减料，博取厚利，等到招牌声誉扫地，再另立新牌，重新泡制一番。所以上海烟厂的产品商标，名目繁多，而且互相仿冒，骗取群众的信赖。1925年以后，华成的“美丽”牌、瑞伦的“爱美”牌、德隆的“旗美”牌盛销以后，类似的图案和卷烟牌号，纷纷起而仿效，据当时报纸广告等材料综合整理，相似牌号至少有106种以上，如：笑美、好美、尽美、文美、梦美、玉美、珍美、情美、秀美、月美等等。和兴烟公司出品的“时髦”牌香烟在1928年风行以后，市场上影戤仿冒亦纷纷而起，见当时报纸广告等资料综合整理，计有历种以上，如：睛髦、峙髦、持髦、诗髦、时髦、如髦、时猫等等。又据上海市卷烟同业公会统计，1947年底上海开工的96家烟厂登记商标346种，而实际出品为461种，平均每厂隐瞒商标达25%。

当时，烟厂的广告费十分惊人，以南洋为例，其1925～1936年的广告费合计为319.4万元，年平均26.62万元，占销售费用的8.38%。其中，1934年由于赠品、赠奖的普遍开展，广告费由上年的25万元提高到33.5万元，增加了34%，占销售费用的10.31%，为这一时期的*高峰。南洋的销售费用，据1925～1936年统计年平均为300多万元，占到销货净额的20%左右，其中*低年份(1931年)为12.91%，*高年份(1929年)为43.53%。1949年8月，大东南烟草公司生产的“白兰地”、“蓝高尔富”和“红高尔富”三种卷烟牌号，共产1834箱，其销售费用合计8073万元，其中广告费达1476万元，占销售费用的18.28%。如果新牌上市，一般烟厂都抱着“一炮打响”的心理，广告费用的支出更为惊人。

上海民族烟厂的竞争方式，不仅表现在商标及广告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抛售栈单和定期交货的经营上。许多中小型烟厂，在投机市场里纷纷以抛售期货栈单作为猎取流动资金的手段，待栈单卖出后再进行生产，栈单卖出多，就增添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栈单卖出少，就相应辞退部份工人，紧缩生产;或者预计栈单一时不会取现，便把出售栈单所得的资金，进行其他投机活动;甚至有些无生产设备能力的烟公司，采取先抛售期货栈单，后委托其它烟厂代卷。这样，实际上把一部分卷烟生产完全纳入依附于市场投机的轨道，使某些烟厂攫取相当的额外流动资金，但当物价连续上涨时，却往往碰得头破血流，负债累累，迫使烟厂倒闭。

在竞争激烈的卷烟市场上，各烟厂的销售方式都有一定的特色，其中华成烟公司的销售经验较为突出，它吸取了其他民族烟厂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经营方式，这就是行家领导，研制“拳头”产品，灵活进行推销，注意广告宣传，加强资金周转，尽量节约开支。因此该厂自开办以来，年年盈余，从未有过亏损。

华成在建厂时，原属不显眼的小厂，资金4万元，仅占英美烟公司东方部资金的0.01%，若和南洋的资金比较，也仅为南洋资金的0.26%;全厂3台卷烟机，仅占英美烟公司上海厂卷烟机数量的1.87%及南洋卷烟机数量的4.28%;华成的职工104人，仅为英美烟公司上海厂职工数的1.87%和南洋职工数的3.5%。华成开始时主要卷制“三旗”牌香烟，后因价低利微而难以发展。1924年正值甲子年，所以华成决定筹出“金鼠”新牌香烟来吸引顾客。是年10月，金鼠牌正式投放市场，以其装潢美观，原料讲究，烟味浓厚适当，售价低于同类卷烟，所以一上市就受到吸者欢迎，销路随即打开，月销量约为100箱(每箱5万支装)。“五卅”以后“金鼠”牌香烟销路更加上升。1925年全厂共销烟11018箱，其中“金鼠”牌约8000箱，占总销量的72.61%。同时华成为了争夺上等烟市场，又与1925年12月始出“美丽”牌高级烟，由于式样华贵大方，烟味醇和、定价合理，深受群众欢迎，销路蒸蒸日上。据统计，“美丽”牌香烟1926年销量为3258箱，占华成全年总销量的11.1%;1927年和1928年上升到14621箱和22744箱，分别占年销量的28.5%和39.2%;至1930年销量又上升为30452箱。1936年和1937年华成生产的“美丽”和“金鼠”已占全厂年产量的70～80%，并逐步成为华成在卷烟市场上的“拳头”产品。1937年以后，华成停止了其他牌号的卷烟生产，专产“美丽”和“金鼠”，以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

华成的销售市场开拓以后，除总公司设在上海及附资国香公司于广州外，还设杭州、南京、汉口、天津等四个分公司和宁波货仓。又在各地分公司和宁波货仓之下设有经销店180余家，分布在大中小城市和热闹的乡镇。此外，由总公司直辖的经销店除上海约400家外，还有外埠40家，从而建立了广泛有效的推销网。

华成由于产品的畅销，且所销产品都是上、中级香烟，因此企业**比较可观，从1924～1933年，资本额由4万元跃进到360万元，增加90倍。据1936年底统计，资产总额已达1239万余元，为建厂时的300多倍。同时，企业规模发展亦突飞猛进，卷烟机由1924年的3台发展到1937年8月的70台，职工由1924年的140人发展到1937年的2000人，旺季时全厂职工高达4000人左右，为建厂时的28倍。象华成这样高速度的发展，在我国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史上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从总体上说，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该公司资本雄厚，规模庞大，早有独占中国销售市场的打算。它首先垄断上海的卷烟事业，并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我国各地扩展，建立起一个广泛、深入、控制严密的销售网，然后通过各级销售组织，深入穷乡僻壤。这正是英美烟公司自己所说的，“北至俄边，西至藏界”，都有它们的踪迹。

1927～1936年英美公司在我国的卷烟销量合计为748.9万箱，年平均为74.89万箱，约占我国卷烟总销量的60～65%，高于上海地区的销烟比例50%。当时我国民族卷烟工业虽然主要集中于上海，但大部分烟厂规模小，产量低，产品销路不远，多数仅运销上海本地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销售内地及较远地区的，只有南洋、华成等少数烟厂，而英美烟公司的产品都远销全国各地。

抗战初期，上海民族卷烟工业遭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上海沦陷后，日商在日本军管机关“兴亚院”的支持下，首先垄断烟叶原料，然后设立“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和“华中烟草配给组合”，垄断卷烟销售市场。“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起初专门对外埠烟纸店配给上海日商烟厂的制品，后来“南洋”加入该“组合”后，才包括华商烟厂制品的配给。1943年3月，“专卖局”组建“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规定“军管”的颐中烟公司和中、日烟厂以及各代理商一律参加“组合”。华商方南除南洋、华成、福新、大东四厂单独参加外，其余各厂组织二个联合单位参加，其中一个是烟厂单位;另一个是代理商单位。合计华商28家烟厂参加“组合”的卷烟牌号有48种，其中南洋8种，福新7种，华东、大东、大东南等7家烟厂各2种，其余19家烟厂各1种。除此以外，华商各厂的其它卷烟牌号均准予自由经营。

当时很多民族烟厂，为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只得选择一、二种次要的牌号作为配给烟，而把名牌烟或者畅销烟留作自销，例大东南的“白兰地”，华美的“克雷斯”，华明的“百万金”等等。据“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规定，凡加入“组合”的产品，按月照所配卷烟箱数配得烟叶、纸圈等原料。民族烟厂为求生存借此取巧，配得的优质烟叶用于非配给烟的制造，而将市场上购得的次等烟叶用作配给烟制造。由于“组合”配给烟采取高、低级烟搭配的方式，所以不存在配不出去的问题。华商烟厂自产自销的卷烟，在当时卷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售价可随物价上涨而提高，同等品质的非配给烟可以比配给烟的售价高出一倍左右。尽管如此，当时上海的民族烟厂在原料缺乏，价格昂贵，煤、电限制，敌伪机关的敲诈掠索等恶劣的环境下，一般烟厂的产量都日趋衰落，甚至几家大型的民族烟厂，如南洋、福新、大东等均出现开工不足的现象。抗战期间，整个上海民族卷烟工业正处于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迅速恢复，至1947年8月颐中产量已达3万多箱，占上海卷烟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尚存96家烟厂中，外资烟厂仅有颐中、花旗两家，占总烟厂数的2%，但其卷烟机设备却占全行业的19%;原料储存中，纸圈占30%，烟叶占40%;1949年11月上海卷烟市场成交箱数中，外商颐中占73%，国营中华占8%，私营华商仅占19%，因此颐中销售货价格和数量可以直接影响整个烟市行情的升降。这说明，外资烟厂在近代上海卷烟工业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而言之，旧上海的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因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下，既担负着繁重的苛捐杂税的任务，又受着自身的分散性、依赖性和投机性的制约，不可能获得独立、持久、充分的发展。然而，经历过各种风浪而幸存的一些民族烟厂，它们在经营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均积累了一定的、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