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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74岁开始，褚时健才真正找到“回到自己”的感觉。但他似乎注定了要生活在身不由己当中，如今褚橙兴起，86岁的褚时健仿佛又有些回到玉溪烟厂最风光那几年，他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不宁静，围绕着褚时健的新一轮造神之势又再开始。
2014 年最后一个月，褚时健显得很忙。先后有三间国内国外大学的EMBA学员组队到刚落成的褚橙庄园举办研修班，他每天得和这些大小企业家呆上一个小时左右。这是对方经过各种途径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见见褚时健，并向他提各种问题。在接待EMBA学员的时间之余，他还要面对各路媒体，网络的、纸媒的……褚家一直都很热闹，但这么热闹的景象还是不多。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市面上已经有两本他的传记面世，越来越多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于各种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在这个年轻是王道的时代，“褚时健”三个字引起的兴趣程度和他本人86岁的高龄一点也不相衬。不仅如此，在年底颁奖季，各种奖项也开始纷纷青睐于这位老人，人民网颁发了“企业社会责任特别致敬奖”，腾讯网评他为年度“时代知行者”，一本时尚杂志甚至把他列入“年度先生”的候选名单，候选人照片中他非常不时尚的穿着和白花花的头发显得很不合群。
褚时健为什么这么火？也许诚如万科董事长王石所说，是因为他的人生跌到最低点之后表现出的反弹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褚时健曾经是“亚洲烟王”，让一家曾经财政平平的地方烟厂做到了年纳税超过两百亿人民币，一条生产线贡献的税额几乎是一个贫困省的全年纳税额，并且在中国市场很不客气地把曾经被英美烟草占据的大部分份额重新拿了回来；但是他却在企业最精彩之时锒铛入狱，人生归零；待到走出监狱时，已经是古稀之年的74岁。按中国人的常理，他应该就此退隐，打发晚年。但他偏偏还创业，而且在短短十年后，竟然把自己种的橙做到了“中国最好吃”，“中国最畅销”，5000多亩的橙子，未到采摘期已经被订购一空，从采摘第一枚橙到最后一枚，采摘季结束，当年的销售季也同时结束。而橙子在市面上的零售价，几乎是同类橙子的3-4倍！如此畅销，几家能够？唯褚橙而已。
仅仅是这励志的传奇在吸引公众吗？在这样一片国家命运尚且跌宕起伏的土地上，从来不缺传奇励志的例子，回顾历史环视周遭，褚时健绝地反弹的故事，只是这类真汉子系列之一。是他的事业都做得如此辉煌吗？如果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作为国企领导的褚时健曾经做到了令天下侧目，而今天，当世事流转、马云已经跃登亚洲首富的今天，褚时健的褚橙事业已然不是一枝独秀。褚时健的价值，显然不在于这些眩目的光环之中。当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都在纷纷前往云南小镇拜访1928年出生的他时，我更愿意相信，褚时健的故事，是一个有关“这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触动几代人的心扉。
“我不喜欢这么闹哄哄的，有点心烦。”刚送走了几家媒体的褚时健说，“我只喜欢静悄悄过日子。”坐在家里二楼的沙发上，他从茶盘里拿起一颗松子，熟练地磕开。
不要以为这是褚时健年老以后的老年心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历来是一个不喜喧闹的人。在担任玉溪烟厂厂长、红塔集团董事长，被称为“亚洲烟王”的那些年，他也很抗拒客来客往的热闹景象。北京是他那些年最不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又不得不频繁前往。于是想找他的人四处打听他的住处。他们都知道，找到褚时健，就是找到了通往财富的路径。拿到他签字的一张卷烟批条，意味着拿到了真金白银和厚厚的钞票。褚时健当然知道自己的“作用”，但他显然不太会处理这种热闹局面， “批条给了这个人，不给那个人，总是会弄得有人不高兴。我这个人又不太会拒绝人，所以干脆躲起来，找不到我就没事了。”因此，他每次都躲在总参谋部的一个小宾馆里，不联系任何人、尽量不出门，迅速地把单位的事情办完后，立即回到云南。
云南，这两个字几乎是褚时健名字的前缀。云南人大都“家乡宝”，安于彩云之南的生活，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少有出门闯荡的血液和基因，偏隅云南一方土地执着生活。褚时健亦是如此，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到省外去生活或工作，做云南人，就一直做下去。“而且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没想过去其他地方。”他说。除了少年时在昆明读书的几年，褚时健的工作生活甚至都没离开过玉溪地区。但他却并非世代云南人，他的老祖，也即褚时健父亲的祖父，清朝年间从河南到云南服兵役，由此而在玉溪地区的华宁县和昆明地区宜良县的交界处扎根下来。王石见到褚时健第二面时，半开玩笑说：“古代时河南曾经聚居过一支犹太人，您如此擅长商业，会不会是犹太人的后裔？”褚时健笑笑，用云南话说：“怕是不会。”看褚时健年轻时的照片，高鼻深眼，的确有些异族人的长相，但也有人说因为玉溪地区居住了不少彝族人，褚时健的母辈或有彝族血统，只是年月长久，从未有人去考证这一家族出处，褚时健的个人资料上一直注明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褚时健还是承认自己的确在商业上有长处，而且是“天生的”。
少年时候，因为父亲过世，母亲忙于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小小酒坊就经常要靠褚时健来操持。这个酿酒坊酿出的酒承担了褚时健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褚时健除了上学，把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这里。他印象最深是十四五岁时，每年地里收上来七八百斤包谷(玉米)，就要全部用来烤酒换钱。周末放假在家，他必须和母亲一起先把包谷用水泡过，然后再把它们放到甑子(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蒸具)里蒸整夜，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加柴火，还要几次搅拌甑子里的包谷，不然就熄火或者烧糊了。—很少人做到不熄火或者不烧糊，因为很少人整夜不睡或者在烧糊前及时醒过来。但褚时健从来没有过，他说自己大致估算了一下，约两个小时就得加一次柴，搅拌一次包谷，所以他就放心去睡觉，两个小时后，不需要人叫，他一定准时醒过来。褚时健这一本事保留到七十年后的现在，无论多晚入睡，第二天需要几点起，他的生物钟一定准时启动，及时把自己叫醒，长年皆如是，从未失手。他解释这一现象为：心里有事。因为烧糊一甑子，自己的学费就没有了。“其实谁都做得到，就是有没有责任心的区别。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他说。
做得到，还要比别人做得好。褚时健的酒在出酒率上也比别人高，即便那些“别人”都是酿酒多年，而且是教会他酿酒的大人们。包谷蒸熟后，拌上酒曲，放进发酵箱进行发酵，然后放进瓦缸里糖化，最后蒸馏出酒—基本程序大家都懂，但褚时健自己摸出了门道，大人们只提醒他发酵时要关上门，也不说为什么。褚时健琢磨是温度的缘故，因为他观察靠近灶火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酵母菌长得好，出酒率就高。相应的，瓦缸糖化过程也一样。靠近门边的瓦缸糖化结果总是没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屋里的瓦缸少20%-30%。几次下来，褚时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台里烧剩下的还留有余温的柴火用破铁盆装了，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和门边的瓦缸边上，使环境温度升高。结果非常明显，别人家三斤包谷烤出一斤酒，褚时健总是两斤包谷甚至更少就烤出一斤酒。而且因为发酵好，他的酒的成色也很不错，拿到市场上很受欢迎。挑酒到市场上卖时，褚时健留了点心思，每次带到市场上的酒都不太多，因为东西好货又少，自然很快就卖完了。大家都记住了褚家老大的酒好喝又好卖，于是下次的销售就一点不操心了。
褚时健前几年屡次从玉溪回华宁，碰到当年教会他酿酒的同乡，对方已经是八十多的老人了，褚时健每次都会给他几千块钱。同乡总是收下，也不问为什么，大概明白褚时健是念及旧情。不过这位同乡也许一直都不明白，同样的事同样的条件，褚家这位大儿子为什么就比自己要做得好。
如果不是因为堂哥劝褚时健要多读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让褚时健接触到了新兴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帮游击队划船渡江而接近了革命队伍，如果不是战乱纷扰的年代，褚时健大概就会一直在云南省华宁和宜良交界处，昆明开往越南河口的米轨铁路经过的，南盘江边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里种地、酿酒、娶妻生子……这个村子是他的老祖当年在这里落户开荒，自己垦荒开出耕地，吸引了周围七八户人家聚拢而来形成的，这里是他的生命基因所在。
但人的命运终究会低头于时代的命运，褚时健在1949年初参加革命队伍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作为长子而承担的家庭责任变为了对信仰、对国家的责任，酿酒的手转变为扛枪的手。一次在云南潞西战斗激烈时，一个炮弹落到褚时健和战友中间，战友瞬间踢走炮弹，紧接着褚时健就听到了爆炸声。生死就在一线之间，这是褚时健那一时期经常面临的状况。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褚时健的一个弟弟被土匪捆绑后扔下大桥，不到18岁的生命惨烈结束。可以想见，生死之间，褚时健对生命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于常态生活下的人们。
作为长子带来的责任感、必须把日子过好的能力、战火下冶炼的无畏，这些，一一形成了褚时健的人生底色。
当进入和平年代，生活平静下来，这些人生底色让褚时健更加成为一个贴地生活的人，一个对事业精益求精的人，一个把人的本分全力尽好的人。这种“求好”态度给他的最大回报就是让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自己的妻子。
但他们认识之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匹配的一对，甚至马静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褚时健来自农村，家庭生活艰难；马静芬父亲1949年以前是银行的高管，战乱时逃难的方式是带着一家人坐专机飞到昆明。褚时健沉默寡言，马静芬性格外向。褚时健是一颗红心求上进的玉溪地区行署的人事科长，是作为工作队到马静芬工作的小学进行教改工作的领导，而马静芬是学校里我行我素、不听话的典型。但褚时健偏偏看上了这个大家认为比较另类的姑娘，“有理由吗？”时隔60年后，我问他，86岁的褚时健竟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说：“最开始是看她填写的档案表格，字写得好，言辞表达也很好。和别人不一样。”大概人事科长看人的视角和别人有些不同，他的选择也出乎当事人马静芬的意料，在褚时健和她表白之后，她在自己的宿舍哭了一下午，为什么哭她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最后的句号落在她同意和他结婚。
六十年的光阴证明马静芬的确是最适合褚时健的伴侣，出身大家的她甚至在很多方面引领了褚时健的想法和判断。八十年代初褚时健刚到玉溪烟厂做厂长，很想把在厂里工作的上海知青们的长头发和喇叭裤都剪了，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外表很“不正经”。马静芬很不以为然，“你剪头发倒说得过去，长头发在工作时容易绞进机器，危险。但是你凭什么剪人家裤腿？”褚时健以一贯的言简意赅风格回答：“不好看。”马静芬更不同意了：“你说人家不好看就不好看？人家自己觉得好看！”褚时健想想，认同了，他承认妻子在这些方面的见解比自己公允。而且接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的马静芬在生活细节上的追求与褚时健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不谋而合，看褚家老照片，他们的一对儿女小时候的穿着洁净精致，儿子的每一顶帽子和身上的衣服都搭配成套；女儿任何时候的头发都梳得溜光水滑，身上小围裙的花边褶皱均匀。—这些衣服都出自马静芬自己的双手。这是一位能干的和负责任的母亲。
所以褚时健和马静芬其实是最相似的一对，都有较真的态度，对人对事都有独立的见解，都热爱生活。褚时健业余时间并不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单调无趣，他最爱捉鱼打猎，而且技术相当不错；马静芬则爱养花养草，研究各种医疗偏方且乐此不疲。两人看似一个沉默一个外向，但都有共同的一点：骨子里的幽默。褚时健经常在马静芬表达对他的不满时，很镇定地看着妻子，待她一通抱怨说完，他非常肯定地说上一句：“是呢嘛！”于是马静芬不说了。在看似不相同的性格下，褚时健和马静芬其实有着最深的默契。所以自 1954年两人相识，1955年结婚以来，两人携手一个甲子，婚姻依然不显任何疲态。
一句很知音体的话是，一位男性的最高品位就是他选择的女人。马静芬如今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在褚橙销售一线操劳，也腾出时间在家里和褚时健一起做上几大罐当下时髦的酵素，同时顺便教会了家里的八哥唱上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她对自己人生的演绎，替褚时健证明了他的人生品位。
褚时健对“极好”的追求，他认为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实现，就是“认真，恪尽本分”。在1959年被打为右派下放农场，几年后作为摘帽右派进入玉溪地区新平县曼蚌、戛洒糖厂做副厂长后，褚时健对“极好”状态的追求，认真、恪尽本分的性格找到了落地之处。这是一家亏损的糖厂，每年财务上亏损20万元左右不说，厂里的工人为维持生计，在每年非榨糖的季节必须到各处打短工，否则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生存之状异常窘迫。褚时健到糖厂报道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厂里的工人带着自己到厂里和各公社零散的榨糖点去仔细考察。也许少时酿酒时养成的思维再次启动，几天后他告诉工人们，厂里榨糖太没有技术成分，出一公斤红糖竟要用到12公斤甘蔗，木柴燃料要耗2.6公斤，“没有算好成本。”褚时健说。成本怎么解决？两条路同时走：改设备，改燃料。
燃料方面，褚时健将榨糖后的甘蔗渣蒸发水分后替代木柴，成本一下降下来。他觉得这个就是稍微用用脑子就可以想到了，“甘蔗渣摆着也是摆着了，没有成本意识它们就是一堆废物，有心有意识它们就是节约出来的成本。”
设备方面，褚时健跑到邻县白糖厂，找到对方废弃的生产设备，要求买下来。白糖厂的人索性送给了他，褚时健心下欢喜：对于技术指数要求比白糖厂低的红糖厂，对方设备的极低点完全有可能是自己的极高点。果不其然，白糖厂的设备使褚时健在红糖厂开展了技术革新：把白糖生产技术嫁接到红糖生产上。顿时，厂里的红糖质量高出几个档次。
褚时健到糖厂一年后，糖厂不亏损了，相反，挣了八万的利润。这于1964年边疆云南的小县城新平而言，简直是经济奇迹。
褚时健还想装新锅炉，但工厂负责采买的人都告诉他买不到建烟囱的耐火砖。褚时健对这种回答的一贯态度是：我去做给你们看看。他坐了三天的客车，从新平戛洒摇摇晃晃到昆明，找到耐火材料厂，对方准备要下班，很不耐烦：“你们的人来过了，没有！”褚时健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又去找人：“我看见你们堆了一大堆，怎么没有？”对方大概也觉得褚时健能认出耐火砖，不是外行，于是告诉褚时健，那些砖不正，砌起来砖缝很大，不一定能达到锅炉耐火的要求。褚时健又去看了看砖，仔细比画了几下，又回头拉住耐火材料厂的工作人员：“不怕了，我全要。”对方一听高兴了，反正你自己要了，于是很低价卖给了褚时健。
褚时健心里有谱，正常锅炉烟囱的砖缝是两毫米，目前这种形状不正的砖，砖缝会到3毫米。褚时健就在几分钟内做了判断，1毫米之差，不会影响根本效果。于是，当机立断拿下全部的砖，咣当咣当全运回了新平嘎洒。—这个烟囱，一直用到了九十年代。
在新平嘎洒16年的时光，应该算是褚时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儿子褚一斌就出生在这一阶段，而这十六年里，他和家人一直在一起，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也能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尽管妻子马静芬不时抱怨他工作太忙不管孩子，但转头也经常正告女儿和儿子：“要尊重你们的爸爸，他的右派帽子是别人乱扣上去的。” 家里的小日子马静芬负责，褚时健则负责工厂里的大生活，生产之外，他也带着工人们种菜养猪捉鱼，在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语录“保护”下，糖厂职工每周杀一头猪的殷实生活着实把全嘎洒人民羡慕了个够。
这段时光最有价值的是，褚时健找到自己人生中最恰当的定位：企业经营者，他的商业思维，他行事作为的风格，在糖厂的工作里找到了最踏实的对应点，而且回报甚丰。这种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成本意识、对产品质量的穷究精神，切实地转换成工厂的大改变及工人生活的大改善。从那个时候起，褚时健心里有了一条信条：做企业的天职，就是要争取利润，这是企业管理者的本分，这就是爱国爱民族。
褚时健从未对人讲过新平糖厂时期生活对自己有多重要，但是，也许是后面一段烟草事业的过于辉煌冲淡了这一段生活的记忆；也许是那一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环境最为压抑的一段，褚时健对于那顶挂在墙上随时会被戴到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心存阴影，所以他并不愿意在回忆中去享受那段时光。而实际上，他在新平糖厂的16年磨炼，给他下一段玉溪烟厂的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烟厂的辉煌生涯，糖厂的16年基本是一场漫长的演练。某种程度上讲，烟厂的管理其实是延展了新平糖厂的经验。
王石对于褚时健的评价是“匠人精神”，这大概也是这几年对于心无旁骛投入工作，执着于工作的精进，有意或无意把工作作为了日常修行的精神的最高评价。仔细想一想，褚时健的确极有匠人风范。
也许新平对于褚时健而言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1979年他离开新平嘎洒糖厂前往玉溪烟厂任职，没想到23年后的2002年，褚时健又回到新平，开始他的最后一次商业实践：褚橙。
人生如此莫测。褚时健在去玉溪烟厂任职厂长时，内心所想到的也许多数和企业无关，他更多念及的是全家人终于可以离开农村小镇，念及自己的右派帽子终于可以扔出九霄云外。况且在去玉溪烟厂时，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一个山区的矿上任职，他倒是愿意去矿区工作，“因为可以打猎。”已经51岁的他偶尔也会想照顾一下自己的爱好。但是，因为妻子女儿反对，褚时健也就作罢，他觉得即便作为补偿多年跟随自己吃苦的日子，他也应该让妻子和女儿满意一次。而儿子褚一斌，倒是更愿意留在新平，因为他的伙伴们都在新平。
所以一家人是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来到玉溪，谁也不曾想到，接下来的17年会让这个家庭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工作而言，褚时健的心情倒是没有什么起伏，有糖厂的经验打底，他对烟厂的工作多少还是有些把握。两家工厂的生产原料都来自于农田，一个是甘蔗，一个烟叶，褚时健心里有了三分把握。
到进了工厂，他花了几个月密集拜访工人，每天天一亮就到车间去蹲点，看生产，看工人的状况。几个月下来，他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这个比例对于褚时健来说，就是有了把这份工作做好的自信了。
关于玉溪烟厂到以后发展为红塔集团的阶段，相信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进行过介绍，那是一段中国企业史上难以复制的巅峰历史，是一个辉煌连着一个辉煌。这些辉煌的开端，和一台英国制造的型号为MK9-5型烟支卷接机有关。
作为一个在生产一线已经接近二十年的资深企业人来说，褚时健对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切身的体会，更新生产设备对他来说是提升利润的关键点。但这台 MK9-5型烟支卷接机不仅价格高需要贷款，也就是说烟厂需要负债经营；而且对于先进机器的操作没把握，也让周围的许多人反对褚时健购买这台机器。褚时健并不自己来解释自己的想法，他把工厂负责一线生产的车间主任叫出来，给大家算一笔账，用一串数字告诉大家，即便贷款，但以这台机器的生产能力，配合工厂的管理，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贷款还上，并且收回投资。
MK9-5型烟支卷接机每分钟卷烟5000支，效率是原来设备的5-6倍、单箱卷烟耗烟叶45公斤，能节省超过15公斤，如果每公斤5元，一箱就节省75元……这一系列数字经过褚时健消化后，经车间主任的口列了出来，说服力很强。褚时健对数字有天生的迷恋，表现为他在解释某一件事情是，总是用大量具体的数字说明，另外他对数字的记忆力极强，半个世纪前一些相关数字，诸如少年时酿酒的各种成本数字，他几乎张口就来。据说在玉溪烟厂、红塔集团期间，财务人员非常害怕某一天会撞上跟褚老板坐在同一辆车上，因为他一开口提问都是有关具体数字的，结果往往是他自己说出准确答案，财务人员则一再擦汗表示要回去看看账本。
这一精算的天分在后来一次重要的设备引进时也派上用场。1984年，褚时健抓住国家允许部分企业可以贷款外汇来引进先进设备的机会，决定申请贷款1000万美元的资格，用于引进一条德国生产线及追加几台英国卷接机。在申请会议现场，褚时健发现其他企业根本没人敢要这些外汇贷款，于是他趁会议中场休息时，把同去出席会议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冲进附近一家小餐厅，提着筷子蘸着米汤，在餐桌上把如果追加贷款，工厂还贷的各种数据一一列出并计算，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个桌子面时，褚时健起身回到会场，告诉上级领导：我们申请2300万美元的贷款资格。
这几乎是一个逆天的申请，全场人都替褚时健担心，只有他自己无畏，在写下了“三年还清贷款，税利每年递增一亿元”的保证书后，褚时健如愿。
这是一次逆天的申请，也是中国烟草生产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规模设备引进。褚时健使玉溪烟厂一步到位成为当时国内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卷烟厂，从生产能力上开始近距离超越当时的行业老大：中华牌香烟的上海卷烟厂。这设备更新对于市场最直接的影响是，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吸上过滤嘴香烟，70万箱的年产能保证了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人在吸烟上的体面追求。
褚时健当然清楚地知道设备更新会给烟厂及市场带来何种影响，但从根本上而言，这一次设备更新和当年在新平糖厂更换锅炉是同样性质，他的兴奋度更在于看到优质产品从这些设备上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以及利润实现后具体数字的刺激，至于伴随而来的声名，并不在他努力范围之内。于匠人而言，有关生产有关产品，本分本能而已。
开始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的玉溪烟厂一天天繁忙起来。褚时健经常在黎明时分悄悄走进车间，看看交接班时工厂的情况。有一日他走进一车间，大概工人刚刚下班，车间颇为清静，但他竟看到一个人猫在车床下捣鼓，褚时健走过去拍了一下那个人撅着的屁股：“还不回去？”那人一回头：“我检查机器呢！”这个人，就是被称为褚时健徒弟，后来成为红河卷烟总厂厂长的邱建康，那时他是玉溪烟厂的车间主任。
有了先进设备的带动，褚时健开始和原料较劲。这便是为市场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褚时健的“生产第一车间”。原任玉溪地区通海县科委主任的赵德成还记得当时被褚时健调到玉溪烟厂的情形：“没谈话，什么多余的话都没有，就是叫上一连几天看地里的烟叶。”褚时健看烟叶的常态是自己一个人叫上司机就往下面种植烟草的县上去，不通知别人是因为一些相关政府部门一旦知道烟厂有人下去，就会招呼各种规格的接待。褚时健怕麻烦，干脆自己一人去。其他烟厂的人三天看一个县的烟叶，褚时健一天就可以看三个县的烟叶情况。
褚时健在玉溪烟厂制定了关于烟叶生产质量的十条规定，这十条规定如今年逾七十的赵德成依然记得。其中一条便是关于烟叶株距的硬性规定。这十条规定是褚时健几次考察美国烟叶种植后总结出来的，他试图在烟叶种植这一环节上，实现类似生产车间一样的标准化。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非常有效。玉溪烟厂的产品在市场上形成抢购的态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的口感达到了极佳状态，这和烟叶的质量控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褚时健对烟叶成熟后的斑点分布都非常在意，就像小时候他一叩瓦缸就知道酒的度数一样，拿到一张烟叶，随便一摸一闻，他已经知道烟叶的生长时间为多长。
对于产品的熟悉当然源于他对产品质量类似洁癖的严苛，但他对产品的成本也是极尽控制之力。曾经负责烟叶采购的吴四强到通海等地采购，看到一批成色上乘的烟叶，吴四强爱不释手，但对方喊出的每担烟叶的价格远远超过了褚时健规定的价格范围。八十年代末期的通讯很不方便，吴四强一时联系不到褚时健汇报，心一横自己做了主，心想大不了老子不干了换个单位上班去，反正是你要求必须买好东西的。几天后吴四强回到玉溪，硬着头皮去见褚时健，褚时健黑了脸坐在办公室，吴四强不等褚开口就说：“我知道我超支了，但是你应该表扬我。”然后吴掏出纸笔给褚时健算了一笔账，从各级烟叶每担的淘汰率开始算起，最后总结出来，一担上好的烟叶虽然进价高，但后面带来的香烟成品的利润则更高。“我算了一下，以这种烟叶的成色，实际上我每担还帮厂里省了30元。”此刻褚时健的黑脸已经笑眯眯的了，他伸手在吴四强的肩上大力拍了一下，“对了嘛！工作就要这么干！”
玉溪烟厂在褚时健的治下，一年比一年渐入佳境。卷烟厂量从1979年的27.5万箱，到1996年，已经增长到225万箱，平均每年递增利税43.93%，最高一年的利税达到228亿人民币，是很多贫困省份的几倍！在市场上，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香烟成为最为紧俏的商品，它的高价值也成就了许多商人亿万富翁的梦想。玉溪烟厂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褚时健本人，也被冠以“亚洲烟王”的头衔，市面上纷纷传说褚时健一张批条就意味着上百万上千万的利润；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在中国市场耳熟能详的“万宝路”等洋烟品牌因为“红塔山”的崛起，彻底变成了小众品牌。玉溪烟厂在其他行业尚对洋品牌高山仰止的时候，率先实现了国货强大的梦想。
年纪稍长的云南人都记得那个时候市场对于玉溪烟厂和褚时健个人的狂热，在玉溪人云南人心目中，创造了如此市场神话的褚时健如同这块土地的酋长，像人，更像神。褚时健用市场业绩创造了神话，他个人旋即被推入神话的中心，承担了神话的荣耀，和结束。
1996年12月，褚时健被检察机关带走，三年后被正式指控犯有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
褚时健失去了自由，同时也将极度荣耀之时人们加诸于他身上神那个的光环彻底去掉。他重新成为一个最平凡的人。
褚时健在狱中时，他老家的几个同乡去看他，带了几条烟，几箱家乡产的橘子。那个时候褚时健在监狱负责管理图书馆，同乡们看到的褚时健很平静，图书馆整理得井井有条，倒是吃饭的碗筷很不讲究地乱摆。他叫老乡们把橘子留下，烟则叫他们拿了回去。在书架上，同乡们竟然看到一摞摞的现金像书一样摆着，褚时健回头看了一眼，说：“都是来看我的朋友送的，没地方放。你们要是需要就拿去。”—同乡自然没有拿。后来褚时健出狱，把钱拢一块算了算，竟有一百多万。
联想他的罪名，竟有一些讽刺之感。
2001年5月，褚时健保外就医，离开监狱。随后，在经历了各种人生方向的考量后，他和老伴决定在新平县嘎洒镇的水塘镇开始他们的种橙事业。
每一个人都在问“何苦？”，褚时健已年过70有多，马静芬被关押了几年后健康状况也并不理想。一场人生遭难下来，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了切肤的伤痛，老夫妇牢狱之灾；女儿故去；儿子远走他乡；孙女独自国外求学；外孙女无人照顾，在朋友家生活了几年后也出国读书。这样的境遇，仅仅是舔伤已经足够这个家庭去努力，但是两个家长，两个老人，褚时健和马静芬竟然要创业。
褚时健大概是一旦投入到事业中，就会浑然忘我的人。从两千多亩荒地开发出来种上橙苗开始，他的身份又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成为一个细心钻研各种农业种植书籍的人，一个有空就去地里看土质的人，一个到处请教农科人员，不断改善肥料配比的人。他已经远离了玉溪烟厂时期的褚时健，即便有烟草企业请他去做顾问，他也毫不犹豫回绝。
然后，毫无意外的，他再一次将事业做成功。如果说今天褚橙的抢购热比美当年的红塔山香烟的市场热度，我相信任何一个品尝过褚橙的人都不会不同意。褚时健给自己的橙子取名为“云冠”，但大众却给了橙子另外一个名字：褚橙。这在中国品牌史上，大概绝无仅有。
没有人会怀疑褚时健会把橙子事业做好，这当然是他也已经不需要靠做企业来证明自己。种橙的事业，更多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需要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中。
“我希望大家忘记我。”2014年12月的一天，当谈到自己的人生时，他说，“我特别希望过自己的生活。”
大概从74岁开始，褚时健才真正找到“回到自己”的感觉。但他似乎注定了要生活在身不由己当中，如今褚橙兴起，86岁的褚时健仿佛又有些回到玉溪烟厂最风光那几年，他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不宁静，围绕这褚时健的新一轮造神之势又在开始。
